今年是辛亥革命爆發110周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撼動了反動統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了道路。

早在1942年3月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毛澤東同志曾發表了一篇《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他說：“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他鄭重提出：“說到革命的準備，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因此，“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當前，全黨正在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立足“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我們紀念辛亥革命，追憶和緬懷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先驅們的歷史功勛，學習他們在近代中國探索奮斗中留下的精神遺產，就是為了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繼續擔當歷史使命，掌握歷史主動，不斷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推向前進。

辛亥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

回顧辛亥革命的歷史，首先需要考察當時國內、國際全局的狀況。否則，就很難理解它為什么會爆發、具有哪些歷史作用和影響，又為什么會存在嚴重局限，這一切都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產物。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創造過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但近代以來，中國卻大大落后于世界的發展。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依靠船堅炮利，轟開中國的大門，使中國社會發展脫離了原有的軌道，一步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道路，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的命運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亡國滅種的陰影沉重籠罩在中國人的心頭。辛亥革命，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為挽救中華民族危亡而爆發的。

要談辛亥革命的歷史，不得不從中日甲午戰爭講起。它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中國的內外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辛亥革命同它直接相關。

甲午戰爭前半個世紀，中國人是在幾乎沒有精神準備的狀況下，不自覺地卷入世界歷史的進程。鴉片戰爭的炮聲、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使人們感到震驚。人們突然發現在中國以外還存在一個如此陌生的世界，但一時又不能明白周圍發生的一切深刻變化。標榜“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還使人們一度產生一種虛幻的安全感。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仍然希望中國重新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樣的盛世。可以說許多人對嚴重的民族危機還處于相當麻木的狀態。直到甲午戰爭前夜，進步思想家鄭觀應已經感到需要向社會發出“危言”，但仍不敢公然指出中國已處在“衰世”這一事實，而將書名稱為《盛世危言》。

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中國人帶來的刺激實在太大了。它從根本上宣布了洋務運動的破產。這一切深深刺痛著每一個對祖國懷有深厚情感的中國人的心。1895年，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發表《救亡決論》，在近代中國第一次喊出“救亡”的口號。許多人在慘痛的事實前猛醒過來，覺得面前的問題已不再是一般地談論什么“自強”“求富”，而是需要直截了當地起來“救亡”。此后，“救亡”成了擺在每一位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面前壓倒一切的中心問題。中國的先進分子日夜苦思焦慮，甚至不惜為此付出生命代價，都是在圍繞這一中心問題尋求答案。而此時統治中國的清政府恰恰相反，寧肯大量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鎮壓人民的反抗，來維護早已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如果不明了當時的這種社會背景，就不可能對辛亥革命有正確的理解。

祖國正處于危急之中！人們不能不痛心地喊出“救亡”的口號。盡管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改良要求，但早已淪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拒絕接受，逼迫革命黨人不得不發動席卷全國的革命運動。被譽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在《革命軍》一書中慷慨激昂地呼喊道：“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于20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1905年，全國各地的革命團體迅速聯合起來，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成立中國同盟會。他們前赴后繼，接連發動多次武裝起義，特別是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為代表的廣州起義，震動了全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全國各地紛紛響應，不僅推翻了清政府的統治，更終結了已經延續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共和政體的國家。“近代以來中國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由此拉開了序幕。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行的一次偉大而艱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