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陽

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之所以能夠取得世人關注的偉大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中始終強調理論創新的指導作用和現實價值。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專門把“堅持理論創新”作為一條重要歷史經驗來看待。

當代中國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我們從未如此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對于理論創新的需求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理論創新的步伐是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理論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列寧曾經在《怎么辦》中強調了一個重要觀點：“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他說，這個原則是必須始終堅持的，而對于俄國社會主義者來說，由于存在著三種情況，“理論的意義就顯得更為重要了”。這三種情況：一是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剛剛開始，在實踐上同企圖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非馬克思主義派別進行思想上的清算遠沒有結束。二是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要運用別國的經驗，但是簡單了解別國經驗或抄襲別國的文件是不夠的，必須用批判的態度來看待別國的經驗，“并且獨立地加以檢驗”，“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需要多么雄厚的理論力量和多么豐富的政治經驗。”三是俄國社會主義者面臨的任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都不曾有過的，他們必須首先把人民從封建專制統治下解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列寧在120年前提出的這一分析對于我們今天的理論創新仍然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在當代中國，由于也存在著三種情況，理論創新顯得無比重要。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最為關鍵的歷史階段

在這個階段，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會時時刻刻橫亙在我們面前，特別是各種各樣的“顏色革命”或者“廣場革命”時不時就會以這種或者那種方式出現，必須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謂“憲政”、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蝕。要防止這些思潮的侵襲，一方面要加大對這些理論的學術評析，另一方面要用更加系統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來講好中國的政治故事。

其一，我們看西方的民主基本不是真正的民主。有的說是“錢主”“軍主”“藥主”“媒主”等，其實就是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謀利益的。西方的規制俘虜理論認為，政府規制是為滿足產業對規制的需要而產生的，即立法者被產業所俘虜；而規制機構最終會被產業所控制，即執法者被產業所俘虜。這種俘虜不是個案，而是較為普遍地存在著。另外，像美國這樣的政黨政治國家基本上都是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的代言人。美國耶魯大學的雅各布·S．哈克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保羅·皮爾森兩位教授在他們最新出版的《推特治國：美國的財閥統治與極端不平等》一書中就認為，共和黨將競選重點放在社會文化分歧而不是經濟差距上，一方面利用白人身份認同維系財富不平等，另一方面則通過破壞民主政治維持財閥統治。

其二，我們以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為指導，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好制度，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是在我國政治發展史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全新政治制度。把黨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國家的意志完全統一在一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黨的領導下，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基礎上，不斷實現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們建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它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類政治制度歷史上進行的偉大創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這一制度實現了涉及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商量；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每日每時都在進行著協商，協商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